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出台第一次从民事基本法的角度确立了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把隐私权保护跟个人信息保护联系在一起列入同一章节中去，在此基础上将其归纳为人格权保护，民法典对有关个人信息民法保护制定的相应法律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以后制定跟个人信息相关的法律作下了铺垫。但是，《民法典》内容中有关个人信息保护制定的标准不够具体，也没有把自然人持有的个人信息利益制定为单独且详细的民事权利。
关键词：民法典；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一、民法典个人信息处理的概述
(一)公民信息处理的合法性
收集、处置信息的主体一定要具有合法性。一般来说。能够搜集与处置个人信息的机构基本上就包括了两种：其中一种就是法律予以授权的主体，例如我国的国家机关(囊括了一些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等等)。另外一种就是得到了信息主体同意以后的相关信息采集机构。比如说为了能够登录一些网站，用户会填写一部分信息，那么信息的采集机构就能够借此机会获取信息当事人的同意，变成具有合法性的个人信息采集机构。
(二)公民信息保护的正当性
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原则主要包含目的正当和手段正当两个方面，目的正当要求信息收集者不能超越法律规定或者商业机构事先确定的目的收集其他信息。比如说房产登记机构就能够搜集一部分和财产登记有关的个人信息，但是绝对不可以搜集和登记工作没有任何关联的另外的一些个人信息。所谓手段正当是指，信息处理者处理相关信息要符合诚信原则要求，尽量透明，方便当事人能够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收集、使用目的。特别是在收集与处置个人信息的时候。
(三)公民信息保护的必要性
必要性原则也被称作是最小化原则亦或是最少够用原则，指的是从事一个特别的活动的时候能够进行信息的搜集与处理，如果也存在着不需要搜集与处理个人信息的可能性的话，就尽量不收集、处理。在一定要应用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就必须要获得权利人的同意，那就应该尽可能地缩减对于信息的收集、处理。
(四)公民信息保护的知情-同意原则
关于知情同意的法理基础，有学者认为，这来自民法的自愿原则。从具体的行为性质来看，同意应当算作是一种意思表示的行为，同意不仅能够达成合同等交易活动中的给付内容，还能够简单地传达出对他人商业利用自己个人信息的不法性的去除。这两种方式能够各自彰显出权利人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的积极与消极方面的把控行为。
二、民法典视域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
(一)实践中个人信息被侵害的常见情形
由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个人信息的收集渠道、处理方法变得更加容易且越来越隐蔽，导致个人信息被侵害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个人信息的保护所要面临的挑战以及威胁。在实践中，自然人的信息有以下几种侵害：
1.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
人们在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便利环境的时候，也会留下难以消除的信息数据，而行业为了最好的分析用户需求从而方便地对其准确推送，也就无法避免地将这些个人信息进行收集。传统观念上认为，可能会不法收集个人信息的主体主要包括了金融、教育、电信、交通、医疗机构等单位本身及其所属单位的员工。信息化时代，可能会不法收集的主体已不限制于综上这些主体，新媒体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网络信息服务者等单位或者个人，均具有非法收集人们信息的可能性。比如，一些平台软件在提供服务前让使用者注册个人账号填写他们具体的信息，使用者不完整填写将无法使用其产品，由于使用者缺乏选择权，这些平台软件可以很容易的收集到大量使用者的个人信息，还有一些平台软件以保障程序合法合理为借口来误导使用者填写具体相关信息，或者利用木马链接等非常规手段来窃取信息，个人信息收集渠道变得更加容易且越来越隐蔽。
2.个人信息被非法披露
互联网大数据不发达时期，个人信息的收集途径以及主体有限，个人信息的价值也不突出，自然很少面临遭到侵害的风险。而在这个互联网大数据“爆炸”的年代，个人信息被披露往往是让人们“裸奔”的最便捷手段。没有经过同意或允许公布或发表人们个人信息的行为方式越来越丰富。比如，一些掌握着大量用户个人信息资料的互联网运营商或者组织机构在利益驱动下，在没有法律规定或者用户同意情况下，就私自向外披露用户的个人信息，从而造成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许多不明的骚扰电话或者骚扰短信，甚至接到诈骗电话。再如，当某一个人挂在某一个热搜榜上，肯定会有些人将其更多相关信息曝光无余，以供网友更方便“吃瓜”。
3.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
信息化时代中的个人信息被不法利用在个人信息被侵害类型中至少占有二分之一，表现形式也呈多样性。在网络交易中，店主们为获取更多收益，将用户的信息汇总后根据需要加以利用，以增加商品的曝光率；在社交媒体中,网络用户所公布的信息被不法分子窃取，虽然部分内容已设置为部分朋友可见，但是网络用户却始终未知其所发表的信息内容被哪些人看到转发；每一个业务单的填写，即为用户收到骚扰电话和骚扰短信轰炸的开始。
4.个人信息被非故意泄露
除了综上所列的三种故意侵害之外，对于个人信息被非故意泄露也应视作对个人信息的侵害，该种信息侵害又可以分为过错地泄露以及无过错地泄露。所谓过错地泄露是指信息主体因没有关注注意事项而泄露信息。比如，随意对附带个人隐私条件的APP实施授权行为，或进入非官方链接、在多家网络平台上采用同一帐号密码、不仔细浏览授权许可网页或注意事项而实施授权行为等，这种信息侵害多由受害者自己所造成。所谓无过错地泄露,也即有关责任人员在储存信息时尽了注意义务，但由于意外因素而造成了信息被泄露，对这一情况，也应视作对个人信息的侵害，但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也可因尽了注意义务，由于意外因素造成信息被泄露而相应降低。
(二)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现状
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有以下诸多方面：其一，明确了信息保护的对象。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规定个人信息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法典还是侧重保护的是自然人的人格权益。其二，明确了信息处理者处理自然人信息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除民法本身比如诚信原则、自愿原则等重要的原则之外，还重点对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原则做出明确规定。其三，特别明确了告知同意规则是处理个人信息合法性的前提条件，除非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其四，对个人信息进行界定，采用“识别说”并对信息的处理包括哪些做了相关列举，比如收集、使用、加工、传输等。其五，规定了自然人针对信息处理者享有的权利，比如民法典明确的规定了查阅、复制、更正以及删除这四种权利。其六，对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的免责事由以及确保信息安全对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做了规定。
三、民法典视域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之处
(一)个人信息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受传统的诉讼观念影响，很多人的法律意识都比较淡薄。当他们的信息遭到侵害时，他们并不会引起过多的重视，同时还缺乏对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现代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人对电子设备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无论是线上购物还是线下手机支付亦或是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各种健康码的扫描等，都需要人们把自身的相关个人信息不断的填写、上传。然而会有一些法律意识不是很高的个人，他们会对一些不熟悉的AAP软件进行下载，填写他们具体的信息，也会对一些不是官方主体制作的二维码进行扫码，上传他们具体的信息，从而造成自己的信息大量的外泄。所以说，当前许多自然人对自己信息的保护意识不强，不能够清楚认识到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这会给不法分子实施违法行为提供有利的载体或条件，从而导致信息处理者对信息主体实施个人信息侵权。
(二)忽视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
自然人的信息是在特定的自然人身上体现着的，这使其个人信息所具备特定的人格属性特征，然而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自然人的信息所体现出的财产属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特定条件下的个人信息流动和传播是信息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状况可以看出，自然人的信息不仅仅具有人格属性特征，与此同时其具有财产属性特征也是不能被疏忽的，也是由于这样，在现实生活中才会促使某些不法分子通过各式各样的手段非法处理自然人的信息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倘若自然人的信息仅仅只是具有人格属性特征，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就不可能产生这么多非法处理自然人信息的行为。我国《民法典》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人格权范畴，是强调了其人格属性特征，而并未对自然人信息的财产属性进行明确的划定界限。而依据社会发展实际状况来看，对自然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可以从多元化的价值层面来考量，法律可以考虑对自然人信息的财产属性特征做出明确规定。
(三)民事纠纷维权难度高
在个人信息侵权的司法实践中，自然人被信息处理者侵权之后，通常由于维权的费用较高、维权的难度较大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自然人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或者不太相信通过法律途径可以有效地保障自身的个人信息权益。首先来说，通过司法进行维权的相关费用较高。有许多信息被侵害的自然人会因为这样而放弃维护自身的个人信息权益。其次就是，证明责任以及举证能力方面的难题。依据一般的过错责任相关规则，信息被侵权的自然人承担了过重的证明责任，理应违法行为、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以及侵权人具有主观过错方面负担举证责任。为什么会大量地出现自然人信息被非法侵害的案件，原因是侵害信息的违法行为不容易被找到，诉讼阶段中调集相关证据往往要求拥有有关的科学和知识手段，这对于侵权人来说是有利的，而对于被侵权人通常很难提供出充足的证据材料做为其诉求的根据，为此只能承担对其不利的败诉后果。所以，维权的相关费用较高、证明责任和举证能力方面的不均衡使得信息被侵害的自然人望而止步，被告与原告二者之间不能够形成平等地对抗。
(四)个人信息侵权赔偿力度不够
在办理个人信息侵权案件时，法官往往按照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的保护模式来处理该案件，一般情况下，要求信息处理者在停止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前提下，向信息主体赔礼道歉能够及时履行，一旦案件涉及经济、精神损失方面的物质损害赔偿，容易出现被告拖延、拖欠职责履行的情况。纵观信息侵权案件，对判决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然人在精神方面遭到侵害，其所得到的赔偿金通常无法满足心理预期。而造成问题产生的因素，主要是由于赔偿判断标准较低。很显然，这种赔偿力度对于信息主体而言是远远不够的。针对人们的个人信息不仅具备人身属性，其财产属性也是无法否认的。在信息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个人信息本身所具有的财产属性已经被越来越的人所认知，当信息被非法处理时，除导致了受害人经济损失之外还会给受害人的精神健康造成伤害。个人信息侵权赔偿力度不够，不足以对侵权人心里带来巨大影响，无法为受害人形成有效的保护屏障，从而造成了信息处理者对信息主体实施个人信息侵权。
四、民法典视域下强化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思考与建议
(一)提高个人信息自我保护的意识
有关部门要加强宣传工作,一方面要向社会加强宣传《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保护规定,要让人们知道目前法律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程度,以及如何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个人信息权益。另外一方面还要通过宣传方式来提高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意识，这是保障信息安全的源头之所在，想要让信息不被非法侵害就需要我们从根源上加以保护。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扫码方式还是刷脸方式，或者是填写个人信息，都要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否具备安全性，知道如果使用这种方式可能会产生的潜在危害，从而实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比如，在互联网上应该注意个人信息的保护，不要随便注册、登录账号，并且在注册账号时要加强密码设定的强度，从而降低账号被盗信息被外泄的风险。在使用交友软件时，应该注重个人信息的保护，不要将个人信息在交友软件上进行过多的详细说明。在使用购物软件进行网络购物时，尽量不要填写真名，收到快递后，对快递包装上显示个人信息的快递单，应该尽早地撕毁，从而避免个人信息的外泄。
(二)对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做出明确规定
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传播可以为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经济收益。自然人的信息所具有的财产属性特征是不能被疏忽的，就是基于自然人的信息存在经济方面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才会有很多不法分子为了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而采取各式各样的手段非法处理自然人的信息。需要关注的是，唯有在违法分子为了更好的获得经济收益而处理自然人信息的情形下，才会牵涉到自然人信息商品交往的价值从而出现对财产利益受损失的救济，对此既可以由于自然人信息本来就有的人格利益提请司法上的救济，也可以由于财产利益受损失提请司法上的救济，在此情形下就理当从两个层面对自然人的信息加以保护和提请救济。在立法上对自然人信息的财产属性加以明确，从多元化的价值层面确立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模式，也是强化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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